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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辩证地看待中国农耕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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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开明

问题的提出:从一篇外国文章谈起

2014年8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捕捉老鹰》的文章。文章称:不到200年前,中国还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GDP从可以统计经济数据的公元元年起,直到公元1820年,漫长的岁月,众多的朝代,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引领全球的科学技术,经济繁荣,无与伦比,一直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首富”。中国这只“老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是1800多年以来世界各国的“鸡”们,却从来飞不到中国“老鹰”的高度。

这篇文章根据已故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计算,将中国各朝代的金银货币价值,按购买力平价换成美元之后做出估计:

中国GDP从公元元年,汉平帝元始元年的268亿美元,到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3年的265亿美元,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比例从26%到23%,千年世界第一。

到公元1300年,元成宗大德4年的600亿美元,说明宋元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再到公元1500年,明孝宗弘治13年的618亿美元,占世界GDP比例为25%。再到公元1600年,明神宗万历28年,中国GDP为960亿美元,占世界GDP比例为29%。

到公元1700年,清圣祖康熙39年,中国GDP为828亿美元,占世界GDP比例为22%。再到公元1820年,清仁宗嘉庆25年,GDP为2286亿美元,占世界GDP比例为33%,达到历史上的最大值。

从西汉到清朝,中国GDP保持了1800多年的世界第一。

麦迪逊说,到了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推动欧洲和美国崛起,西方殖民者侵入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社会走向混乱,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GPD的比例逐年下降。

读了这篇短文,看到英国经济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经济成就的赞美,和当今中国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农耕文化认知上的巨大差异,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感。由此引起我对中国农耕文化认识的一些联想,主要是如何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视角,唯物辩证地看待中国农耕文化。

中国农耕文化的地位、作用和当今价值

自从工业文明传入中国,中国农耕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后,我国一些人对中国农耕文化就有全面否定和全盘肯定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两种看法。因为它片面、极端,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原理,没有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在当今中国的价值。

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⑴这个讲话,为我们如何看待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这个国家未来会往那里去。”⑵现实是当今的立足点和落脚处,是最需要紧紧抓住的。现实的事情作不好,历史便宣告从此中断,未来也就化为乌有。未来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发展趋势,也是现实的奋斗目标。正确地看待任何事物,都要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结合起来,才会符合唯物史观的辩证法。

中国农耕文化是以“耕读传家”的,既要有“耕”来维持家庭生活,又要有“读”来提高家庭的文化水平、升华家国情怀,树立良好家风家教。中国是一个人口多、地域广、民族众、环境条件极其复杂的农业大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唯一屹立不倒、始终薪火相传的文明古国。其最大成就便是持续不断地传承、弘扬、创新了农耕文化。正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农耕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伟大优秀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并在这一基础上确立了以团结统一为主导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制度,形成并不断发展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核心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与人文精神。如果全面否定中国农耕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那不就等于抛弃中华民族文明的母体和基础,割断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无法再讲继承和弘扬了!如果全盘肯定中国传统农耕文化,那就会良莠不分,是非难辨,阻碍我们紧跟工业化、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步伐,敢于创新,奋勇前进。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究竟有哪些独特禀赋、独特优势,使得我国及全世界至今难以忘怀呢?我国农业学家、农业考古学家,对此作过长期系统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见解。依我看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1、中华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据农业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农耕文化从孕育、形成到发展,历经一万多年,其中文明发展史达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三千多年。以生产工具的变革、优良品种、科学技术的引入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经历了七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石器时代:原始农业萌芽。我国农业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交替阶段。古人是在狩猎和采集活动中逐渐学会种植作物和驯养动物的。学术界较有影响的“气候灾变说”认为,距今约12000年前,出现了一次全球次性暖流。随着气候变暖,大片草地变成了森林。原始人习惯捕杀且赖以为生的许多大中型食草动物突然减少,迫使他们转向平原谋生。在漫长的采集实践中,他们逐渐认识和熟悉了可食用植物的种类及其生长习性,便开始尝试种植。农业之被发明的另一种可能是,在这次自然环境的巨变中,原先以渔猎为生的原始人,不得不改进和提高捕猎技术,有了长矛、掷器、标枪和弓箭的发明,有了由石头、骨头、木头等材质做成的工具。捕猎技术的提高加速了捕猎物种的减少甚至灭绝,迫使人类从渔猎为主转向以采食野生植物为主,并在实践中逐渐懂得了如何培植、储藏可食植物,以及如何驯养动物。大约距今1万年左右,终于发明了自己种植作物和饲养动物的生存方式,被我们今天称之为“农业”的生产方式就应运而生。原始农业最早被驯化的作物有粟、黍、稻、菽、麦及果菜类作物,被驯化饲养的“六畜”有猪、鸡、马、牛、羊、犬等。这是远古文明的一次巨大飞跃,也是我国“三皇五帝”时期,炎帝神农对农业、农具、药业等方面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青铜时代:传统农业的形成。我国青铜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约5000年前,此后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到距今4000年前青铜冶铸技术基本形成,从而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在年代上大约相当于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1世纪~前8世纪)。主要标志是,从石器时代过渡到金属时代,发明了冶炼青铜技术,出现了青铜农具,原始的刀耕火种向比较成熟的饲养和种植技术转变。夏禹治水的传说,表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农业技术也有划时代的进步。为适应农耕季节需要还创立的天文历:“夏历”,使农耕活动由物候经验上升为历法规范。商代 “甲骨文”的出现,标志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到来。这是我国古代农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第三个阶段是农具与牛耕:传统农业的兴盛。春秋战国至秦汉时代(公元前7世纪----公元3世纪),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社会制度大变革的时期,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铁制农具的出现和牛、马等畜力的使用。这些农具的发明及其与耕作技术的配套,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的技术体系。中央集权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不时兴起的大规模水利建设,使农业生产率有了显着提高。战国时代,我国开始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出现了以小农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经济形式。当时,列国并立,群雄争霸,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此起彼伏。富国强兵成为各诸侯国追求的目标。各诸侯国相继实行了适应个体农户发展的经济变革。首先是承认土地私有,并向农户征收土地税,促进了个体小农经济的发展。到战国中期,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耕、鼓励人口增长、重农抑商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农业政策。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迅速强盛起来,先后兼并了六国,结束了长期的战争和割据,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秦朝兴作失度,导致了秦末农民大起义。汉初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一度对农民采取“三十税一”的低税政策,使农业生产得到有效恢复和发展,把农业发展推向了新的水平,形成了历史上着名的盛世“文景之治”。

第四个阶段是旱作农业体系:北方农业长足发展。公元2世纪末,黄巾起义使东汉政权濒于瓦解,各地军阀混战不已,逐渐形成了曹魏、孙吴、蜀汉三国鼎立的局面。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开始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时北方地区进入了由少数民族割据政权相互混战的“十六国时期”。5世纪中期,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孝文帝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政权,实行顺应历史的经济变革,推行了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均田制”,使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南方地区,继东晋政权之后,出现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的更替。其间,北方的人口大量南移,加快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加之南方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稳定,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为后来隋朝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公元6世纪出现了《齐民要术》这样的综合性农书,传统农学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总结生产经验、传播农耕文明的一种新形式。

第五个阶段是稻作农业体系: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隋唐时代,有一段较长时间的统一和繁荣,农业生产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大转折时期。唐初,统治者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政策。实行均田制,计口授田;税收推行“租庸调”制,减轻农民负担;兴办水利,奖励垦荒,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得以很快恢复和发展。唐代中期的“安史之乱”(755年)后,唐朝进入了衰落期,北方地区动荡多事,经济衰退。全国农业和整个经济重心开始转移到社会相对稳定的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水田耕作技术趋于成熟。水利建设的重点也从北方转向了南方。

第六个阶段是美洲作物的传入:一次新的农业增长机遇。据史料记载,自明代以来,我国先后从美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引进了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和棉花、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这些作物的适应性和丰产性,不但使我国的农业结构得到调整、优化,而且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对于解决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巨大衣食压力问题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七个阶段是现代科技武装:中国农业的出路。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武力入侵我国。西方近代农业科技开始传入我国,一系列与农业科技教育有关的新生事物出现。西方的一些农机具、化肥、农药、作物和畜禽良种也被陆续引进。虽然近现代农业科技并没有使我国传统农业得到根本改造,但作为一种科学体系在我国的产生,其现实和历史意义十分巨大。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业科技获得了长足发展,农业增长中的科技贡献作用明显提高。

随着农业的发展,我国人口也逐渐增加,由远古时代的100多万人、上古时代的2000多万人,到秦汉时代的3800万----5000万人,隋唐时代3000万---3亿人,元明时代5亿----7亿人,清代7亿----3亿人,民国时期4亿人,新中国成立后的2005年达到13亿人。

【中国农业文化具有独特的优良传统。】

与上述情形相适应,我国传统农业文化还从地域多样性、民族多元性、历史传承性、乡土民间性等主要特征出发,创造出了一整套独特的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的技术体系,并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唐柯先生在《中国农业通史》中将中国农耕文化的优秀传统归结为六个“观”。

1、协调和谐的“三才”观。中国传统农业之所以能够实现几千年的持续发展,是由于古人在生产实践中摆正了人与自然、经济规律与生态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自然规律的三大关系,创立了中国传统农业的指导思想:“三才”理论。即专指处理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的关系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逐渐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表明在“人”既不是大自然(“天”与“地”)的奴隶,又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赞天地之化育”的参与者和调控者。说明“三才”理论的核心和灵魂,是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

2、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中国传统农业有很强的农时观念。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观日测天图像的陶尊。《尚书·尧典》提出“食哉唯时”,把掌握农时当作解决民食的关键。先秦诸子虽然政见多有不同,但都主张“勿失农时”、“不违农时”。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以时禁发”的措施。“禁”是保护,“发”是利用,即只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采集利用野生动植物,禁止在它们萌发、孕育和幼小的时候采集捕猎,更不允许焚林而搜、竭泽而渔。孟子在总结林木破坏的教训时指出:“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用养结合”的思想不但适用于野生动植物,也适用于整个农业生产。班固《汉书·货殖传》说:“顺时宣气,蕃阜庶物。”这8个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中国传统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关系。这也是我国传统农耕文化之所以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之一。

3、辨土肥田的地力观。土地是农作物和畜禽生长的载体,是最主要的农业生产资料。种庄稼是要消耗地力的;只有地力得到恢复或补充,才能继续种庄稼;若地力不能获得补充和恢复,就会出现衰竭。我国在战国时代已从休闲制过渡到连种制,比西方各国早约1000年。我国先民们通过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办法,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改良土壤,培肥地力。古代土壤科学包含了两种很有特色且相互联系的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土宜论指出,不同地区、不同地形和不同土壤都各有其适宜生长的植物和动物。土脉论则把土壤视为有血脉、能变动、与气候变化相呼应的活的机体。两者本质上讲的都是土壤生态学。中国传统农学中最光辉的思想之一,是着名的宋代农学家陈旉提出的“地力常新壮”论。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使一些原来瘦瘠的土地改造成为良田,并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的条件下保持地力长盛不衰,为农耕文化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种养“三宜”的物性观。农作物各有不同的特点,需要采取不同的栽培技术、管理措施。人们把这概括为“物宜”、“时宜”和“地宜”,合称“三宜”。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认识到在一定的土壤气候条件下,有相应的植被和生物群落,而每种农业生物都有它所适宜的环境。“橘逾淮北而为枳”。但是,作物的水土适应性又是可以改变的。元代,政府在中原推广棉花和苎麻,有人以水土不宜为由加以反对。《农桑辑要》的作者着文予以驳斥,指出农业生物的特性是可变的,它与环境的关系也是可变的。正是在这种物性可变论的指引下,我国古代先民们不断培育新品种和引进新物种,不断为农耕文化持续发展增添新的要素。

5、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在中国传统农业中,施肥是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的关键一环。在甲骨文中,“粪”字作双手执箕弃除废物之形,《说文》解释其本义是“弃除”或“弃除物”。后来,“粪”就逐渐变为施肥和肥料的专称。自战国以来,人们不断开辟肥料来源。清代农学家杨屾的《知本提纲》提出“酿造粪壤”十法,即人粪、牲畜粪、草粪(天然绿肥)、火粪(包括草木灰、熏土、炕土、墙土等)、泥粪(河塘淤泥)、骨蛤灰粪、苗粪(人工绿肥)、渣粪(饼肥)、黑豆粪、皮毛粪等,差不多包括了城乡生产和生活中的所有废弃物以及大自然中部分能够用作肥料的物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些感性的经验已经上升为某种理性认识,不少农学家对利用废弃物做肥料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很有深度的阐述。

6、御欲尚俭的节用观。春秋战国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把“强本节用”列为治国重要措施之一。《荀子·天论》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管子》也谈到“强本节用”。《墨子》一方面强调农夫“耕稼树艺,多聚菽粟”,另一方面提倡“节用”,书中有专论“节用”的上中下三篇。“强本”就是努力生产,“节用”就是节制消费。古代的节用思想对于今天仍然有警示和借鉴的作用。如:“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天之生财有限,而人之用物无穷”;“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等等。古人提倡“节用”,目的之一是积储备荒。同时也是告诫统治者,对物力的使用不能超越自然界和老百姓所能负荷的限度,否则就会出现难以为继的危机。与“节用”相联系的是“御欲”。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不能满足人类的贪欲。今天,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有必要记取“节用御欲”的古训。

这六“观”概括的很好,表明中国农耕文化的主要内涵是“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八个字。“应时”强调农业生产“不违农时”,符合时间与节气,体现对自然规律的重视。“取宜”强调因时、因地、因物而宜,是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概括。“守则”强调遵守准则、规范、秩序,是人与自然长期互动而形成的实践原则。“和谐”强调整体观、系统观、联系观、动态观、协调观,要求人与天、地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农业生产各系统之间和谐。

【中国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经济是决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基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不断的繁荣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农业发展这个坚强的经济基础,并且有在农业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建设起来了中国农耕文化。

正因为中国有着上述如此优秀的农耕文化作基础,才使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一系列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如,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我们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并且为我们传承中华民族美德,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思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梯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然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弘扬着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传承着优秀的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等等。

正因为中国有着上述如此优秀的农耕文化作基础,才使得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未遭中断,成为世界人类发展史上唯一未被中断的优秀传统文化。纵观世界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上出现过四大古文明。分别是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巴比伦文明由于公元前539年波斯人的入侵而烟消云散,古印度文明毁于公元前1500年雅安人的入侵,古埃及文明更是由于先后经历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伊斯当文明的入侵而面目全非。唯有中华文明虽历经磨难,如早期的四夷入侵、五胡乱华,到元代和清代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直至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进入,却不仅未能使中华文明中断或灭亡,反而不断赋予其生机与活力,使得当今中国能够振兴和复兴。

正因为中国有着上述如此优秀的农耕文化作基础,才使得中华文化一直受到外国学者的不断称赞。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德国古典哲学大所黑格尔认为“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罗素说:中华文明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从孔子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欢乐祥和。”英国历史学家汤思比认为,世界上存有26个文明形态,唯独中华文化体系从未间断。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宏大体系,囊括语言文字、科学工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道德伦理、制度体系等诸多方面。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结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正因为中国有着上述如此优秀的农耕文化作基础,才使得中华文明以中国为主体,向周边扩散,才形成了涵盖整个东亚,幅射东南亚的广大中华文化圈。在中国大陆、港澳和台湾中华文化核心文化圈外,朝鲜半岛、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都深受中华优秀文化的影响。随着当今中国“一路一带”新战略的确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必将进一步影响世界,吸引全球。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缩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难道我们作为炎黄文化的子孙,不应当对中国农耕文化的独特禀赋和优势表示敬畏、感到自信和骄傲吗!

传统农耕文化衰败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那么,为什么近代鸦片战争后,中国农耕文化一厥不振、面临衰败呢?这是近现代海洋、交通运输发展和生产变革、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和传统农业、农耕文化本身的诸多局限性和弊端,如眼界狭窄、小农意识、对土地依赖性强、有强烈传承性、轻视科投、不重视创新等密不可分。但最终导致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却在于: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思想理念落后,以及长期形成的对待农民的不正确态度与政策。

近代中国农耕文化之所以面临衰败的局面,首要的根源是明清后期的封建统治者缺乏全球意识,缺乏海洋观念,缺乏科技创新。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发展后,不但不思进取,反而采取闭关锁政策,封闭信息,封闭海洋,封闭先进科技,使得我们不能按照人类杜会的发展规律,像西方那样搞启蒙运动,开发民智,发展工业、商业。在明知落后的情景下,仍自诩为“天朝上国”,将中国以外的国家一概视为“夷狄蛮貊”,把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成果斥之为“奇技谣巧”,不屑一顾。落后必然挨打。挨打后又胡乱决策,对应无方。

尤其应该引以为训的是封建统治者长期对待农民的错误政策。封建社会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主要建立在国家对农民的政策调控和农民对国家承担税赋役义务的基础上。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轻徭薄赋”、善待农民的政策、举措,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总体而言,封建社会制度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所以在历代封建统治中,常常由于严重侵害农民利益而使社会矛盾激化,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1、重皇权而轻民主。古代重农思想的核心在于重“民”。但“民”在任何时候总是被怜悯的对象,“君”才是主宰。这使得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封建社会缺乏民主意识,农民从来都不能平等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农民的利益和权利常常被侵犯和剥夺,致使统治者与农民的关系总是处于紧张或极度紧张的状态。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在“治乱交替”中发展演进。一个不能维护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社会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

2、重民力而轻民利。农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以农养生、以农养政。人的生存要靠农业提供衣食之源,国家政权正常运转要靠农业农村提供财税和人力资源。封建君王深知“国之大事在农”。但是,历朝历代差不多都实行重农与重税政策。把土地户籍与赋税制度捆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压榨农民的封建制度。从《诗经·魏风》中可以看到,春秋时代农民就喊出了“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的不满,后来甚至有“苛政猛于虎”的惊叹。可见,封建社会无法解决农民的民生民利问题。这就是历次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

3、重农本而轻商贾。封建社会的全部制度安排,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它总是把工商业的发展困囿于小农经济的范围之内。由此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安居乡土、“老死不相往来”的民族性格。2005年是着名航海家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还早将近100年。可是,郑和七下西洋,却没有引领中国走向世界,没有促使中国走向开放。反而在郑和下西洋400多年后,西方列强的远洋船队却把中国推进了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样,中国在明朝晚期就通过来华传教士接触到了西方近代科学,这个时间比东邻日本早得多。然而后起的日本在学习西方近代文明中很快强大起来,公然武力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段沉痛的历史,永远值得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铭记和反思。

4、重科举而轻科技。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基于重农思想而制定的封建农业政策,有效调控了农业社会的运行,创造了高度的农业文明。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独立于政治功利之外的求真求知、追求科学的精神。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落后,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落后。由于中国社会受科举、“官本位”影响深重,“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科技文明被贬为“雕虫小技”,由此造成了封建士大夫、文人对行政权力的严重依附性。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国在强盛了几千年之后,竟在“历史的一瞬间”就落后到了挨打受侮的地步。

5、重保成而轻创新。封建统治者出于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历史惯性,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历来是重视保成而轻视创新。但历史的大量事实证明,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切当权者永葆生机的源泉。只要当政的统治者陷入保成守旧的境地,就可能因为精气神的衰败和堕落而误判形势,误作决策,成为时代的落后者,最终陷入难以自拔的挨打的局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长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取得成功的。中国共产领导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实质上农民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曾明确指出:“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⑶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近40年来,我们之所以在敌强我弱、困难重重的形势下,几经曲折而不败,终于在复兴中崛起,站立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干了不少符合农民利益和意愿、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好事善事。但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依然是当今中国急需着力解决的最大难题之一。解决这一难题当然要以当今存在的主要问题作导向,全面深化改革,同时也要吸取历史上执政者对待农民的诸多教训。

参考文献:

⑴《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⑵习近平:《在布鲁日欧盟学院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4日2日。

⑶《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07页

作者系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江汉论坛》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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