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首 页 | 工作动态  | 信息中心 | 炎帝文化 | 大事记  | 影 集 | 公告栏 | 视频展示
?
? 当前位置: 引导页 > 首页 > 炎帝文化 > 炎黄文化学术研讨 ?
?
炎帝传说
炎帝功绩
炎帝精神
炎黄文化学术研讨
学术论文
?
? 宋明理学对科学家产出有无显着影响的简略统计分析 ?
?

作者:许康

引 言

计量历史学(cliometrics,quantitative history)的研究方法在国际上已采用了百多年,近半世纪国内也有一些介绍和尝试。本文将以宋明理学的传播(通过讲学和出版,其平台如书院,载体如书籍等)与同一历史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做一番简略的统计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

了解中国教育史的读者都知道,中国的官学源远流长,周代已经相当规范。而伴随着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官学系统逐渐愈加完备和严密。与此平行的,还有先秦孔子开创的儒学私家授受为代表的诸子百家自由讲学,但因社会大环境的变化而兴衰起伏。魏晋玄学显然是士人挣脱汉代经师一统天下从佛教、道教吸取营养的创新,却因五胡乱华而中辍。隋唐教育复兴,重点还是恢复和强化官学体制。书院这种更加适合成年士子自主学习的组织形式的出现,最初乃是官学系统的一部分,或者跟佛教寺院关系密切。再经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北宋才缓过气来,文化教育逐步走上繁荣之路。史籍几种“四大书院”的不同记载,反映了它们在北宋的某种随意性与随机性,官方还来不及或不急于给陆续产生的近百所书院登记排序戴上紧箍咒。在这种较为宽松的氛围下,借助书院提供的钻研、讲学、讨论、辩难等条件,儒学得以实现重大的创新。理学这种新儒学,就是从周敦颐的濂溪书院雏形初现,同气相求,关学、洛学、闽学等为之增华添彩,蔚为壮观。此长彼消,官学抱残守阙,相形见绌。南宋朱熹为理学集大成,与之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还有陆九渊的心学。

书院平台的数量和质量

在理学先贤的经营下,南宋书院形成了以学术研究及讲学为核心功能、以学田为独立财政保障、并且具有学规、章程的学院之制,还刊刻出版发行书籍。邓洪波教授曾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两宋书院达700来所,其中约600所建立于南宋。元代的书院出现严重的官学化,“书院之设日加多,其弊日加甚。”进入明代,朱元璋强化皇权专制,收紧社会控制罗网,颁布禁例于天下学校,不许士子议论时政,书院沉寂了百年。直到正德朝,王守仁立德立功立言垂范,书院终于爆发式地发展,正德、嘉靖、万历三朝建的书院有1100多所,约占明代书院总数的六成。王学群体功不可没,还带发了轰轰烈烈的党社运动,以致张居正、魏忠贤都曾下令毁灭天下书院。一场思想解放和社会觉醒运动,受到严酷的政治打压,加上外族入侵,天崩地解,王学末流空谈误国,遭到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三大思想家痛批。清代统治者对此更加恐惧和警惕,大兴文字狱,强化科举制,继续前两朝的政策,书院数量上远胜之前各代,却沦为了官学与科举制的附庸。不过,对于一些不屑于科举仕途,而真正有兴趣研究科学技术的士人来说,书院还是一个切磋知识的好去处;对于热心提倡和传播实学的官员来说,书院的教学形式也最适合。直至晚清,在帝国主义瓜分豆剖的危机下,统治者不得不搞点改革,书院才得以突破官学之钳制。然而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官办或私办)一刀切的结果,导致书院宝贵的讲、学、研传统教育模式被终结。

对宋明理学给予科学技术创新影响的成见

近代以来,震于西方先进科技远高于我国的知见,国人从多方面试图回答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领先于西方,而近代却落后了?)以数学为例,中国古代数学源远流长,至汉代形成了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体系,至宋元时期达到发展的高峰,在高次方程和方程组的解法、一次同余式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和高次内插法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较西方同类结果要早出数百年之久。但进入明朝以后,宋元数学的许多成果却几乎全都后继无人,逐渐衰废。对这种落后局面的形成原因,最早是徐光启就事论事的分析。他说:“算术之学特废于近代数百年间耳。废之缘有二。其一为名理之儒土苴天下实事;其一为妖妄之术谬言数有神理,能臧往知来,靡所不效。卒于神者无一效,而实者亡一存,往昔圣人研以制世利用之大法,曾不能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尽逊于古初远矣。”(“刻《同文算指》序”)矛头直指“名理之儒”(打着理学旗号的腐儒)和“妖妄之术”(象数学)。

此外,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方法等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的论着可谓汗牛充栋。下面仅就理学传播与科技产出关系略作数量分析。

从两本科学家传记(年表)提取数据资料

将出生在辽代之前7年到亡故在明代之初30年(公元900-1400,相当于唐昭宗光化三年到明惠帝建文二年,其正中年份为1150,恰当朱熹弱冠之年,而心学开山祖陆九渊时年11岁,相差不多)之内,即生存在这五百年间(的某一区段内)的知名科学技术专家(含某些科技管理者和科技哲学家)作一番统计(我们选择5个公元整百年这样的时段,既便于依世纪为尺度进行历史考察,又可将活跃在辽、宋、金、元的诸人全部收入,不致人为地遗漏),会发现下述有趣结果:

(一)依杜石然等史家选择标准(从严),网罗的着名的专家(全部)有58人,[ 杜石然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第437-763页. 科学出版社,1992-1993年.]从地理学家乐史(930-1007)到医学家楼英(1334-1400,着《医学纲目》)。我们统计,这些人当中出生早于朱熹(1130-1200)时段的有28位,与他同年的有2位(金代医学家张元素及天文学家赵知微),出生晚于他的恰好也是28位。这可说是“前后对称”现象。(注:若提前到公元900年出生为起点线,乐史前可增加天算家边冈、农学家韩鄂二人;相应地若出生年终止线推迟到1400年,楼英之后还应该增加宋礼,朱橚,郑和三人,郑和生卒年是1371-1433。那么,朱熹前边是30人,朱熹后边是31人,仍然基本持平。)

(二)依李迪等史家选择标准(从宽),所罗列知名的科技专家为290人,[ 李迪、查永平编:《中国历代科技人物生卒年表》,第23-52页,科学出版社,2002.]从王处讷(900-967,五代,造《应天历》)到王履(1332-1391,元末医学家)。我们统计,内中出生早于朱熹的有143人,与他同年的3人(含朱熹本人,因该文献将他也列为“科学家”),出生晚于他的为144人。这不妨称为“早晚平衡”状态。若出生后移到1400年,则据李迪书,在王履后还应增加37人,即到浦巴·伦珠江措(藏族,1400-1470)为止,共181人,打破了平衡。但这个后移并不合理,因为朱熹出生年是1130年,并非1150年。

对宋元时期的初步的统计

从杜、李分别主编的这两部权威性文献所得上述两组数据,以及时间区间中点适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20岁(若早于这个年龄,思想和学术尚处于学习和形成阶段),上下时段人数旗鼓相当,似可“证明”宋元理学的兴盛与否对于科技专家的产生没有明显的促进或促退作用,这是总体上的印象。

若将五百年斩头去尾各一百年,聚焦中段,即只看公元1000年至1300年(相当于宋真宗咸平三年至元成宗大德四年),又可发现——

(一)中间的三百年内,以每一百年为时段,出生的知名科学家数量依次为67人、54人和85人。其间的世纪分界点1100年是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200年是南宋宁宗庆元六年(金章宗承和五年)。三百年间经历了金灭北宋(1127年,靖康二年),元灭金(1234年,金哀宗天兴三年,南宋理宗端平元年),元灭南宋(1279年,南宋帝昺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等重大政治事件。其第一个百年(公元11世纪)是北宋承平时期;第二个百年(12世纪)为金宋对峙时期;第三个百年(13世纪)前1/3段金元对抗,中1/3段南宋风雨飘摇,后1/3段中后期元恢复一统。三百年中以正中间的百年(公元12世纪)出生的科学家人数较少,这时南北分裂而两边实力相持。按普里高津(Ilya Prigogine)的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tructure)理论解释,可能这种表面平衡的态势,实际上暗流汹涌,使得双方受到的牵制最大,阻尼了彼此的发展。

(二)以理学的兴起为背景来具体比照科技人才的成长,第11世纪前半期是“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生活的时代,与他们年龄相仿的科学家有贾宪、沈立(水利)、陈翥、周琮(天文)、舒易简(天文)等;接着是邵雍、周敦颐、张载的出现,相应的科学家有蔡襄、司马光(医学)、苏颂、钱乙、杜绾等;之后二程(颢、颐)的同期科学家有沈括、苏轼等。年龄小于他们的本世纪出生的科学家有庞安时(医学)、李诫、韩公廉、唐慎微、蒋周、寇宗奭、成无己、陈旉、许叔微、赵佶等。以上是生活的年代上可能接受北宋理学的群体。

(三)第12世纪初年到朱熹出生,年长于他的科学家有刘完素、陈言、韩彦直、陆游(园艺)、范成大(地理)等;其友人如蔡元定(医学)、吕祖谦(气象)等人本是理学家;黄裳(天文)、杨忠辅(天文)、鲍浣之(天文)、宋慈、陈自明等均在其后。这些人濡染两宋理学的可能性更大。金亡之前去世的北方科学家,如耶律履(天文)、赵知微、张元素、丘处机(养生)、张从正,显然不会看到朱熹的着作。此后去世的李杲、耶律楚材(天文)、元好问(医学)、李冶、窦默(医学)、王好古(医学),由于赵复将理学北传,已有人受到其影响。

心学方面,1205年陆九渊子陆持之编《象山先生集》共36卷,嘉定五年(1212)刊行,这是另一个标志。

(四)陆九渊(-1193)和朱熹(-1200)逝世后,第13世纪出生的科学家,南宋有秦九韶、杨辉、王应麟(地理)、王幼孙(医学)、陈元靓(农学)、胡三省(地理)、罗知悌、黄道婆(纺织);北方有姚枢(天文)、许衡(天文)、罗天益(医学)、赡思丁(水利)、刘秉忠(天文)、扎马鲁丁(天文)、薛景石(机械)、郭守敬、王恂、申屠致远(医学)、阿尼哥(建筑)、朱世杰、瞻思(水利);元一统以后有马端临(地理)、齐履谦(医学)、周达观(地理)、许谦(思想)、鲁明善(农学)、王祯、赵友钦(物理)、朱思本(地理)、危亦林、沙克什(水利)、忽思慧(营养)、朱震亨等。这个世纪出生的科技专家,不但数量较多,而且质量较高,无论南北,都可能接触理学,其中有些人明显地服膺理学。

(五)一般认为,要到元仁宗延佑元年(1314)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出题、按朱熹的集注来解释义理,理学才成为钦定正宗思想。这时元朝已过半,从1300到元亡(1368)前出生的科技专家共有38人,是这一政策的承受者,这些人的科技成就不高。若延长为整个第5百年(14世纪)内出生者算,共有61人,数量和密度上仍无大幅度变化。

对明清时期的初步统计

明代(1368-1644)时间跨度三个世纪共277年。当经历了将近一半年代之际,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顿悟格物致知的道理,并以此说与五经相印证,发现完全吻合,于是写下《五经臆说》。他认识到格物致知,应该“求理于吾心”,而不是求理于物,因为心即是理。他因此质疑朱子格物穷理的认识论,将自己学儒以来“物理”与“吾心”判然为二的疑团彻底打破,奠定了心学的基础。龙场顿悟是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转折点;正德十五年(1521)他因平定宁王反叛之功受封新建伯,嘉靖三年(1524年),他受邀在稷山书院讲学;嘉靖四年(1525年),又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其弟子亦开始讲学。也就是说,王学在明朝的影响超过一百年。

下面再以王守仁(1472-1529)活动时段延伸,同样分别依据杜石然和李迪书资料提取数据。

(一)出生于1401-1500年间的有6人:吴敬、贝琳、邝璠、马一龙、薛己、万全。而按李迪书,有57人(最后一人是周述学,1500-1572)。

出生于1501-1600年间的有32人:郑若增、罗洪先、高武、黄省曾、李时珍、徐春甫、潘季驯、杨济时、喻仁、喻杰、程大位、朱载堉、徐贞明、王士性、黄成、王肯堂、赵士桢、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屠本顺、李之藻、茅元仪、王征、邢云路、赵献可、吴又可、计成、徐霞客、宋应新、李中梓、薛凤祚。

而按李迪书,有116人(出生于1600年赶上末班车的竟有潘楫、薛凤祚、王翃、曹溶、游艺5人之多)。

以上两个百年均属于明代。

(二)出生于1601-1700年间的有22人:傅山、方以智、张履祥、陈司成、陈昊子、汪昂、雷发达(样式雷)、王锡阐、朱彝尊、顾祖禹、靳辅、梅文鼎、陈潢、爱新觉罗·玄烨、图理琛、叶天士、年希尧、梅珏成、唐英、杨山、徐大椿、明安图。

而按李迪书,有154人(有3人出生于1700年,即曹廷栋、胡炜、钱斗保)。

这一个百年恰当明清交替之际,以下则完全进入清代。

(三)出生于1701-1800年间的有21人:齐召南、赵学敏、魏之琇、戴震、郭大昌、陈修园、吴瑭、阮元、汪莱、王清任、李锐、包世臣、栗毓美、郑复光、吴其濬、项名达、董佑诚、魏源、徐继畲、徐有壬、龚振麟。

而按李迪书,有214人(最后的9人都出生于1800年,他们是黄履、姜皋、丁拱辰、徐有壬、龚振麟、陆献、李彦章、费伯雄、荣汝棻)。

出生于1801-1900年间的有17人(该书仅收到1878年为止):戴煦、吴尚先、王士雄、李善兰、丁守存、徐寿、邹伯奇、何秋涛、华蘅芳、徐建寅、唐宗海、曹廷杰、邹代钧、张锡纯、王汝淮、杜亚泉、恽铁樵。

而按李迪书,有332人(1878年出生的恽铁樵之后还收入59人,他们中间出生于1900年的有2人,即徐仁铣、王庸)。

科学家们活动场所的粗略考察

事实上,每一学科发展的加速或迟滞均有其内在原因和机制,一门较高深精微的学问是要靠口耳文字传承的,在南北交争相互隔绝的时代,某一连通地域内为学术交流提供的方便更显得重要。1303年祖颐给朱世杰《四元玉鉴》写的后序便透露了四元术酝酿过程的脉络:“平阳蒋周撰《益古[集]》,博陆李文一撰《照胆》,鹿泉石信道撰《钤经》,平水刘汝锴撰《如积释锁》,绛人元裕细草之,后人始知有天元[术]也。平阳李德载撰《两仪群英集臻》兼有地元,霍山邢先生颂不高弟刘大鉴润夫撰《乾坤括囊》,末仅有人元二问。”即到刘大鉴已经发展为“三元术”(天、地、人三元)。这些作者所处的地域是山西和河北南部。时间上蒋周是北宋,[ 孙国平:《李冶传》. 第8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钤经》出版于金代前期,[ 李迪:《中国数学史大系》(第六卷西夏金元明),第37页. 北宋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地元、人元”当不早于李冶天元术,那么也快到金元之交了。特定的时间和地域使得有人猜测这批数学家大概与全真教(宋、金“象数学”本来就属于道教哲学,不过这批数学家很可能只是借其某些术语)有关。[ 薮内清:《中国·科学·文明》,第107-10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按李冶(他与这个圈子只有间接联系)记述,他在这一带还见过“洞渊九容之术”,以及太原彭泽、东平某人的“天元之术”着作,各有特色,“以人为太极,而以天、地各自为元而陟降之”。[ 李冶:《敬斋古今黈》卷三.]看来这些文词确有道教痕迹,上述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可惜他们与“道学”(特别是南宋理学)的关系不明显。

至于前文(第二节)提到的书院这个平台,其对科技的交流、研究、传播作用,从史籍记载中易于发现蛛丝马迹。如科技史家认为元朝忽必烈的高参刘秉忠隐居山中时郭守敬、史天泽等学子们之追随,上段研究天元术诸人之交流,更不用说理学大家姚枢、许衡等本人也算科学家(见第五节第(四)段)之讲学场所了。这里不妨考察一下湖南这科学长期较落后地域的情况:宋末元初的丁易东(1268年进士)入元不仕,在其常德沅阳书院着《周易象义》;晚清丁取忠(1810-1877)在长沙城南书院与邹汉勋兄弟、李锡蕃钻研数学,后又在荷池精舍及求忠书院与曾纪鸿(国藩子)、左潜(宗棠侄)、黄宗宪(随郭嵩焘去英法)研究编撰《白芙堂数学丛书》;长沙廖家绶远赴江宁算学书院、求志书院、吉林表正书院,吴大澂任其为中俄图们江勘界技术专家;岳麓书院赵缭赴日留学,后编着《数学辞典》;许奎元任常德德山书院、时务学堂、求实书院算学教习等。

结 论

以上的宏观考察长达一千年(900-1900),没有针对具体的学科。统计的科技专家人数仍不完备,因为那些生平在史籍中毫无记载的人物没有列入,如上段文字介绍的天元术的那些创建者只收入蒋周一人。不过除这一显着事件以外,即使还有若干其他重大的遗漏,按统计学规律,由于时间长、文献广,各个史家的偏见偏好对漏列不会有决定性作用,其分布应当比较均匀,对总体的统计结果影响不很大。

第一个五百年内各个世纪出生的科技专家的最后修正数据,依次是56、67、54、85、61。呈“双驼峰” 曲线形,可是高低起伏并不大,平均每年产出0.65个。砍去两端,若依从北宋建国到明代开国来算,相当于公元960-1368,则第10世纪只有40年在宋朝内,出生的科学家为22人,平均0.55人/年;第14世纪只有68年在元朝内,出生的科学家为38人,平均0.56人/年,二者相当,都低于总平均数达20%,可见宋初元末是高潮前后的低潮。从质量上看,如本文提到的着名科学家,基本上集中于中间的三个世纪。他们作为时代的精英,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取得相应的成就,又由于社会的倒退而卓立特行。科学技术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与社会主流意识发展有一定的关联。前者基于物质,后者根于精神。这两者的区分,很可能表现为科技专家在量和质上的区分。就是说,为何五百年中科学家数量大体均匀?因为以世纪为标尺,那五个世纪内社会生产力水平尚未有革命性的飞跃;为何杰出科技专家在某几个时期内出现较多、较为集中?则因该时期社会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有较大的动荡,对思想界、学术界的刺激更大。两宋理学无疑是时代意识的精华,它作用于某些儒士和官员型科学精英的思想和方法是可以断言的。

第二个五百年,按杜石然书数据依次是6人,32人,22人,21人,17人。看来起伏较大,尤其是,即明代晚期,科技人才竟然爆长了一下(从6人跳到32人)。按李迪书,各个百年人数依次是57,116,154,214,332,纯粹是增长,1501-1600年间增长率达101%,也是爆发;以后两次均为1/3,最后又增至55%。从质上比不上宋元高潮,数量上却非以往可比,细查可见这里第一个百年末期已有西方传教士来华之赐。明清鼎革之时的百年按杜石然书有22人,按李迪书是154人,同样因为康熙时期传教士们也在宫廷内外进行交流。实学、汉学翻身形成乾嘉学风,但理学经世派在面对社会危机时作用也不小。当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中的资本主义萌芽对科技产出起着决定的作用。至于最后一个百年,鸦片战争,门户开放,西学大举东渐,洋务运动的推行,戊戌变法的促进,中国传统科技融入世界主流的趋势不可阻挡,理学对于科学技术界的实际活动来说不见明显的促进或促退的影响。

综上可知,从研究方法来看,单纯依靠一批不够充分的数据无法实现本次研究的意图,还得借助对时代背景以及具体人物事件的了解,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分析与综合研究,方能求得较真切、较中肯、较深刻的认识。

作者信息:许康,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生导师,也从事科技史与科技哲学研究。

对炎黄文化研究的再认识??上一页 ???? 下一页??唯物辩证地看待中国农耕文化
?
?

版权所有:炎帝陵基金会 联系电话:0731-28686855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黄河北路27号 技术支持:株洲在线
Copyright (C) 2004 - 2013 WWW.YDL.ORG.CN All Rights Reserved. 备案编号:湘ICP备05003433号